地道客家方言：可爱的寻乌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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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作者 吴金平  
        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理所当然也孕育了语言。语言脱离不了社会，缺少不了环境，割断不了历史。处地不同，语言各异。方言就是在一定的区域随历史积淀而成的。  

         生在寻乌，会讲当地的方言是天经地义的，绝对算不上什么本事。但在恰当的时间，理想的地点，难得的人物面前秀出几句寻乌方言，那就另有成效，堪称本事了。因为寻乌方言有它的独特奇妙之处。  

       我有个吉林的朋友，英语专业的。有次我们聚在一起，突然一个高中的同学给我打电话，通话中毫无疑问用的是寻乌方言交流。完事后，这个吉林朋友非常惊讶，问我：“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国家的语言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，后一个拜拜外。太玄了！”我开玩笑说：“这是我最近掌握的一门外语，东南亚的孟加拉语。怎么样，我的外语说得还流利吧！”  

        这个吉林朋友使用的方言跟普通话是比较接近的，他很难想像寻乌方言竟是这个样子，跟普通话好像有天壤之别，听上去像外语。北方的方言跟普通话几乎是同宗血脉，而我们的赣方言方言跟普通话是颇有差异的。  

       寻乌方言即寻乌话。其声母韵母都有特点。声母方面：声母没有卷舌音，普通话中带卷舌的声母zh、ch、sh的字，在寻乌话中都读成平舌音z、c、s。这是寻乌人掌握普通话的一大硬伤。寻乌话中有些声母保留了中古音，有些是浊音清音的转变。韵母方面：没有撮口呼，没有后鼻韵母，没有儿化音等等。  

       此外，寻乌话的声调调值，词汇组成、用法，语法规则等跟普通话亦有不同之处。  

       这些涉及到学术问题，有待于语言专家去研究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谈有趣的，通俗浅易的方言问题。  

       在外人特别是北方人听来，寻乌方言是很难懂的。这也难怪，看看我们的一些方言词汇，跟普通话的读音有天壤之别。如头发、耳朵、昨天、这里、那里、什么等等，这些用方言发音后，非寻乌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和猜测的。正是有了这些独特的词汇，组成句子后，只要说话的人语速稍快点，别人也就不得不把寻乌方言当外语了。  

       我曾经用寻乌方言对一位重庆的同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“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”，问她是否能听懂，她对这句话翻译如下：“你不会把我杀了吧”。  

        寻乌方言中形容人很笨很傻用的一个词是“大番薯”，这就耐人寻味了。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，它有什么特征呢？番薯也不过是样普通的食物。难道是果实埋在地下，见不到光明没有希望，一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，一出就沦为被人吃的命运，所以用它来象征人笨、傻，没有出息？那么同类的花生也是一样埋在地下，却没有用它们来骂人，为什么番薯独占花魁，受人青睐？从谐音上看，番薯跟傻、笨也沾不上边啊。  

        论起来就有点复杂了。  

        我还记得刘望金老师（寻乌中学地理老师）这样解释过：“番薯这东西，主要成分是淀粉，营养价值不高，用来充饥都不理想。所以用它来形容人笨，没多大作用。”这种解释有点意思。  

       其实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，是一种符号系统，很多时候是约定俗成的。一个方言词汇的产生、演变、传播跟当时的社会生产、民俗风情、民族心理、典故传说都可能联系。  

比如“大番薯”这个称呼很可能源自一个典故。  

         很久以前，寻乌百姓的生活过得不理想。有一家更是三餐无继，居无片瓦，生活很贫困。只是家里种了很多番薯，经常用来当主粮充饥。这家的孩子偏偏有点傻，左邻右舍看见了他都爱用嘲笑的口气问：“今天吃的什么啊？”其实大家是清楚他家吃番薯度日的。天真无邪的孩子如实汇报，简洁有力：“番薯”。问者得到莫名的满足，很多无聊的人乐此不疲地问这个问题，他们期待着孩子那一声“番薯”的回答。于是“番薯”如一句标语在这个村子里广泛传诵，堪称经典。慢慢地，“番薯”成了那个傻孩子响当当的名字，好似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就这样，“番薯”成了傻子笨蛋的代名词，最终得到全县人民的高度认可。为了加强语气，可以在前面加个限定词来修饰，于是成了“大番薯”。  

         当然，现在用“大番薯”这个词来骂人也没多大恶意，并不会侮辱人格。有些恋人之间打情骂俏都会来句“你这个大番薯，好讨厌哦！”表示亲昵。  

        词汇是方言中最显著的特征，是最直接和外在的表现。寻乌方言中，有两样菜蔬菜是张冠李戴的。全国通称的丝瓜，寻乌人把它叫南瓜；真正的南瓜来了，寻乌人又把它称作藩莆。有些土特产、风味小吃的名字更是五花八门，普通话中是找不出相应称呼的，堪称独步。如博圆、老鼠板、仙人板、老蟹子、灰水板、腊子、察菜、过菜、冲菜、红菌豆腐渣。这些名字的由来，有些是约定俗成的，有些是根据制作原理而来，有些是缘于典故传说。特产风味小吃经常成为一些地方的名片，这些东西可以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，文明程度，民族审美创造力。是颇值得研究的。  

         在描述时间上，寻乌方言也有特色之处。寻乌人把每五分钟说成“一个字”，如10:15描述为“十点三个字”。很少人用分钟来表达，即使没有逢上五分钟的整数，大家是用模糊或约数来表达。如10:13一般说成“十点两个字多”或“快十点三个字了”，精确地说成“十点十三分钟”。当然，这也不是绝对的，有些人有用分钟的习惯和意识。会用分钟来表达的人是有一定文化修养，有一定讲究，甚至有一定身份地位的。如你问一个农民多少点了，他肯定这样回答：“九点七个字了”，换作银行上班或政府机关的人可能会悠哉悠哉答道：“九点三十五分了”。  

         一个地方的方言词汇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语言外壳，它蕴涵着丰富的意义。词汇是每种方言的最亮点，犹如一颗颗珍珠串成了语言。正是有了这些独具特色的词汇，才使方言变得生动形象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正是有了不同的方言，才使一个国家的语言丰富多彩，闪现着文明的曙光。国家为了各地交流的需要，当然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但对方言的存在也要绝对包容，万万不可去消灭某种方言。对方言的保护和继承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  

       各地的方言不同，其社会地位也有不同。方言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，取决与这个方言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以至人口等条件。  

         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是政治中心。当地通行的是京腔，即北京话，很有京味。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《茶馆》，汪曾祺的《胡同文化》及王朔的作品，语言上都有浓浓的京味。儿化音多，卷着舌头说话。操京腔的人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自己说的才是地道的、正宗的普通话，应占有统治地位，最好能成为普通话中的带头大哥。当然，北京人眼里只要是北京之外的人都是地方上来的。  

        改革开放后，广东经济快速腾飞，发展超前。粤语的地位随之上升。那个年头，能说几句粤语便是一种时尚，也是炫耀的资本。于是，大家趋之若鹜学粤语，热情高涨。一时间，《教你学粤语》《粤语会话一百例》《学粤语不求人》等书在市场上热买。  

       这几年，港台腔慢慢影响着大陆。港台的一些电视剧的主人公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说话 嗲声嗲气的。大陆的一些明星、娱乐节目主持人觉得这才叫时髦，于是立刻效仿。甚至学生也与时俱进，每句话都来个哇噻， 嗯哼 。  

     当然，任何人有选择语言的权力与自由。  

     说白了，哪里发达哪里有钱，当地的语言都会增值不少。颇有点“一人得道，仙及鸡犬”的意味。  

     这在一个小县城都有缩影。  

       寻乌县有几种音调不同的方言，东北片为罗塘腔，东南片为岑峰腔（包括岑峰和丹溪两乡）。中部大片为长宁腔（包括县城、文峰、晨光镇、留车镇、南桥镇、吉潭镇、澄江镇、桂竹帽镇、文峰乡、三标乡、菖蒲乡、龙廷乡、项山乡、水源乡、罗珊乡 ）。  

       中部的长宁腔为全县语言的主流，以县城话为根。而罗塘腔的读音，声调接近会昌话，跟所谓的主流有很大差异，几乎是格格不入。罗塘腔处于边缘地位，主流腔的人甚至会嘲笑罗塘腔，排挤打压，认为罗塘腔很土很另类。罗塘人到我们那相亲，首先从语言上都被人歧视，有些人就因为听不惯罗塘声而不嫁其地。固步自封，愚昧保守的思想可见一斑。  

         就在大片的主流腔里，澄江、水源、龙庭、剑溪这些地方的读音跟县城声也有区别。这四地语言的声调调值比较单一，平缓，生硬。当然，这些是相对的。特别是澄江声，曾一度遭到县城人地发嘲笑取乐。很多人热衷于模仿澄江声，只因觉得好笑。  

      这就是语言的社会地位问题。  

       我从不觉得港台腔好听，京腔也不过如此。普通话我听过最好听的一次是：火车上认识一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打工妇女，她谈到打工的艰辛，对子女的爱。声情并茂，娓娓道来。她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，却有感人的力量，语句缓缓的，如一朵花在绽放，沁人心脾。  

       同理，我觉得澄江声是最好听的。我曾经跟一个澄江的女孩子侯车，久等不来，我有点急躁。她劝我“别急啊，慢慢地来！”她的“慢慢地来”说的非常动听，婉转，柔美，另我终身难忘……

小范

涯邱恩咩。。。

我也认识望金